1984年的春節，對絕大多數的京城人來說。

　　恐怕是他們在整個八十年代里，印象最深刻，幸福感最強烈的一個春節。

　　原因很簡單，今年的春節對比去年，京城有關民生的各方各面都獲得了較大的進步。

　　甚至可以說趨于完美，就沒有明顯的短板。

　　首先社會治安獲得了大治，溜門撬鎖杜絕了，打架斗毆的也沒有了。

　　所有的年輕人都變老實了，該上班的上班，該念書的念書，沒工作的也老實家待著，不敢惹是生非了。

　　年前又恰逢大雪，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皚皚白雪之中。

　　這個年，無論是人的精神還是城市的環境，都感覺到清凈了。

　　這本身就讓人痛快。

　　其次，物資供應上也是比較充裕的。

　　不但油、酒、肉、禽、蛋、干貨，樣樣不缺，而且有些東西還率先一步實現“自由”了。

　　大米白面徹底放開了供應，隨時隨地隨意購買。

　　各個單位都發福利茶，各個單位都在做西服……

　　再加上對京城人意義頗深的老字號南味餑餑鋪“稻香村”，也在這一年的春節重新開業了。

　　京城還有了反季節的大棚綠色蔬菜，讓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際，享受到了過去只有天潢貴胄才能享受的“洞子貨”，也能吃上新鮮的黃瓜、蒜苗、韭菜了。

　　這一切的一切，都讓這個年顯得豐美非常。

　　尤其讓人高興的是，好東西變多了，手里還有錢買呢。

　　別忘了，早在1983年的10月，大家伙兒就漲了工資。

　　大部分人每個月收入都會增加了七塊七。

　　甚至還有少部分的知識份子長了兩級工資，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塊二毛錢。

　　反過來，物價的變動卻因計劃經濟呈現出嚴重的滯后性。

　　所以這就讓大家伙很舒服了。

　　這幾個月下來，老百姓明顯覺得手頭寬裕了許多。

　　于是大家都體會到了一種好像實現了“共同富裕”的錯覺。

　　不相信的話，就看這一年人們是怎么放鞭炮的吧。

　　過去的春節，還從來沒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點，滿胡同的硫磺味兒還散不干凈的時候。

　　更沒有過爆竹蹦碎的紙屑鋪滿整條胡同的時候。

　　可今年，全都有了。

　　為什么？

　　不就因為大家伙覺著手里有點閑錢了嘛，就樂意多放點炮圖個吉慶。

　　不夸張的說，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賣點，在節前三天就徹底賣斷貨，連小鞭兒都沒了。

　　這一年，就連大人們給孩子的壓祟錢，都前所未有的漲到了五毛、一塊錢。

　　這就叫歡天喜地，普天同慶啊。

　　當然，像寧衛民給羅家和邊家的孩子每人一張大團結，那就有點過分了。

　　只能說他是亂入了這個時代的病毒，不能以常理衡量。

　　最后，有關民眾的文化生活方面，也同樣讓老百姓們感到滿意。

　　要知道，這一年是國家電視臺第二次舉辦春晚。

　　正是春晚這塊“招牌”剛剛打響，這個欄目挾大好勢頭，迅速成長，生命力最蓬勃的時候。

　　所以不但這屆春晚資金投入大了，制作更精良了，請來的名家名角，高質量的好節目也多極了。

　　比如馬季的單口相聲《宇宙牌香煙》，幾乎夠全國人民樂上一年的。

　　陳培斯和老茂的小品《吃面條》，更是直接引發了“小品熱”。

　　戲曲節目里，譚元壽的《定軍山》、馬蘭的《女駙馬》，全是戲迷憋著劇場都未必能聽到的名家名段。

　　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戲《劉海砍樵》也很出彩，讓人發自肺腑的輕松一笑。

　　至于歌曲節目，能讓人如癡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。

　　殷秀梅的《幸福在哪里》、《黨啊，親愛的媽媽》。

　　朱明瑛的《莫愁啊，莫愁》、《大海啊故鄉》、《回娘家》。

　　蔣大為《要問我們想什么》、《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》。

　　全是都在這同一臺晚會上呈現，成了永遠留在人們記憶里的難忘經典。

　　以至于多年之后許多人回顧春晚歷史，都有一個共識。

　　認為1984年的春晚，是歷年春晚中節目質量最高的一臺春節聯歡晚會。

　　不過，要說到這屆春晚，最具劃時代意義和突破性的創舉。

　　卻當屬春晚導演黃一鶴本著同血同源之心，邀請港臺演員參加春晚演出的決定。

　　這一屆春晚，主持人的隊列里不但多了寶島的黃阿原和港城的陳思思。

　　受邀前來的還有兩位港臺歌手張明敏和奚秀蘭。

　　他們各自演唱的歌曲《我的中國心》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引發了全國觀眾的強烈的共鳴，堪稱一夜走紅。

　　事實上，從大年初一開始，“河山只在我夢縈，祖國已多年未親近”和“高山長青，澗水長藍”，就取代了“昏睡百年，國人漸已醒”，成了京城年輕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調。

　　用三十年后的話來說，好像誰要是不會這么哼上兩句，就“OUT”了一樣。

　　所以說，這屆春節晚會最成功的地方，就是讓國人大大的增強了民族認同感，并且從此打通了港臺流行歌曲在內地傳播的官方途徑。

　　此外，還有天壇公園的“齋宮雕塑藝術展游園會”也并非再是一枝獨秀了。

　　新春廟會有了強有力的競爭者，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選擇。

　　敢情原有歷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復春節廟會傳統的地壇公園，不愿意坐視天壇公園出盡風頭，占盡好處。

　　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風味更濃的傳統春節廟會，要和天壇公園這邊，“皮爾-卡頓”公司冠名的“洋廟會”打擂臺。

　　那邊的組織者還挺懂行，特別重視小吃和傳統雜技、曲藝節目。

　　于是今年南城這邊的不少藝人，都被高價挖過去演出了。

　　而且那邊還發覺除了，寧衛民沒有關注到的拉洋片、皮影戲、氣功表演、訓鳥、耍猴等項目。

　　內容上的優勢相當明顯。

　　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，多數都在南城。

　　飲食業又受服務局的管理，沒能像賣藝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。

　　再加上皮爾-卡頓的“齋宮陳列館”和“雕塑藝術展”，早已經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動，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。

　　否則今年墨守成規的天壇公園，恐怕很難繼續保持文化活動方面的領先地位了。

　　想想看，如果連吃帶玩兒全被人家比下去了。

　　這兒還剩下什么啊？

　　也就只剩下管理和設施上，因為經驗和資金充裕的些許優勢了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論活動的組織能力，論民眾的消費能力，論文化的豐富性。

　　盡管這年頭的共和國，都沒法跟三十年后相比。

　　可當代老百姓的質樸、熱情、實在，對生活要求之簡單、純粹，卻是這個年代的特殊優勢。

　　也只有在經濟開始急速發展和精神尚未墮落之際，這兩者達到了微妙的平衡，才會讓京城的老百姓難得的擁有了生活里樣樣都好的滿足之感。

　　那真是吃也吃的香，玩也玩兒的歡，逛也逛得美，笑也笑得真啊。

　　即便有些許的瑕疵，也被精神與物質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，遮蓋了。

　　不得不說，像這種大多數人都認為生活一定會更好，集體充滿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時刻，太不容易得到了。

　　如果真要能讓時光永遠保留在這一刻，那可就太好了！

　　但讓人遺憾的是，變化才是客觀世界的現實，社會是不斷向前走的，時間是不斷流逝的。

　　平衡越微妙，也就越脆弱。

　　在此消彼長下，此時的美好如同曇花一現。

　　一旦翻過年來，當1984年的春節這幾頁被撕了下來，這種絕妙的平衡性就開始消失。

　　時光的列車越過了人們最幸福的節點，把哲學、詩歌、道德和信仰拋在了身后。

　　無從選擇的向著更實際的、物欲橫流的未來駛去。

　　一個更復雜、更紛亂、更熱鬧，讓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時代，迎面而來！

　　毋庸置疑，全國有一個算一個，對這種社會變化最為敏感的人，當然就是寧衛民。

　　為什么這么說？

　　就因為早知未來會變成什么樣的他，可不像旁人，成天關注的都是過日子的那點雞毛蒜皮的事兒。

　　但凡有點多余的時間和精力，還基本上都放在社會的花邊新聞和那些知名演員上了。

　　就像眼下，大部分人就都在說，“你們廠發的西服怎么比我們的好看啊？哎呀，現在怎么哪兒哪兒都發西服啊，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……”

　　或者是，“喲，姜昆這么年輕，怎么就成了京城曲藝團的團長了？這是誰定的啊？這小子背后有人吧？我覺著馬季可比他合適啊……”

　　要不就是，“哎，你說，電視臺那《紅樓夢》劇組怎么想的啊。拍古典名著，居然不用知名演員，向全國各大文藝團體征集新人，這不是胡鬧嗎？我看應該讓北影廠來拍才對哪。劉曉芩，那不活脫一個王熙鳳嗎？你看她演慈禧那么狠，這個角色，她絕對合適。哎哎，你們說寶玉誰演像啊？唐國強，有點老……周里京，又太硬了……遲志強，不夠漂亮……郭凱敏，哎，好像挺合適啊……”

　　出于貪婪本性和喜好投機的天性，寧衛民所關注和感興趣的，永遠是如何利用當下的經濟局勢，為自己牟利。

　　所以社會的經濟屬性越來越得到強化，對他而言，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。

　　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樂，而且就如同魚兒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溫的變化一樣，他也一樣能準確衡量和把握住經濟的溫度。

　　金錢和利潤對他來說，就像嗜血的鯊魚對血的味道那么敏感。

　　他甚至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未來的了解，結合這輩子學到的本事，自然而然，輕而易舉就總結出了未來幾十年賺錢的秘訣。

　　并且在年節的酒桌上趁著高興勁，告訴了張士慧。

　　“想掙錢，那太容易啦。我說哥們兒，你永遠不要擔心生意不好干。我告訴你個保證管用商業訣竅，就能讓你一勞永逸。其實你只要盯準了咱們這上山下鄉的一代人到底需要什么就足夠了。”

　　“什么意思呢，偉大領袖教導我們，要抓主要矛盾啊。做生意，當然是顧客越多越好。對不對？那你想啊，當今的社會哪代人的數量最多啊？不就是咱們這代人口高峰的產物啊。那也就是說，咱們這代人就代表了社會最大的消費需求。”

　　“我這不是胡說啊。你好好想想，就咱們這代人，從五十年代初期，到六十年代初期生的人，因為沒有人口控制，數量完全失控了。結果就導致咱們這些人，干什么都難。咱們是需要什么，什么漲價，是不是這樣？”

　　“你好好琢磨琢磨，那些各種票券都是打什么時候開始實行的？不就是隨著咱們這代人成長愈演愈烈的嘛。小的時候喝奶難，看病難，穿衣難，入托難，入學難，然后找工作難。咱們誰不是這么長大的。否則的話.......”

　　“其實連共和國初期的時候，百廢待興的時期，都沒那么難。真正的社會資源緊張，就是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的，一直貫徹到了七十年代。所以說啊，想掙錢就得琢磨咱們這代人眼下最需要什么。”

　　“你比方說，吃不飽的時候，你倒騰糧票來錢。現在差不多能吃飽了，人們又想吃好了，開飯館就掙錢。這人一要臉了，服裝、理發、這個化妝品，就掙錢。回城之后，咱們這代人要找工作要求人，咱們就能從煙酒上掙錢。廚子和木匠為什么現在吃香啊？因為返城的人都要結婚了。”

　　“哎，你明白了吧？咱們倒騰彩電也是這個道理。現在完全可以預見的是，這撥人都把婚結了，跑大棚和私人打家具準涼，到時候木材也就不緊張了，不行你就看著。反過來，等咱們這代人結婚了，也就概要孩子了。那么有關兒童用品發財的時候就到了。過幾年，你無論賣玩具、童裝、文具，書籍，都能發財，如果考慮咱們社會目前的經濟水平，那零食類和文具類顯然是最有發展前途的。”

　　“再之后就是一代人的輪回，等這些孩子長大，又是找工作，結婚，生子。你想想，如今實行計劃生育了，都是獨生子女。這代人掙得錢，不全貼自己孩子身上？我就這么跟你說吧，盯緊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沒錯。直到等咱這代人老了，死了，才算是不用惦記了。”

　　“而這代人可悲的是，只有敢出圈，要么領先，要么落后，才有可能活好了。否則樣樣都得面臨最嚴重的同齡人競爭。那一輩子都得著急。又有幾個人能看明白這一點呢？”

　　“不過，這對咱們倆當然是好事了。只要守著我這一條，你就一輩子不愁買賣清冷。寬心吧哥們，咱們趕上好時候了。發財的機會是貫穿咱們整個人生的……”

　　對此，張士慧那是徹頭徹腦的拜服啊。

　　甚至回去后，越琢磨越有道理。

　　情緒一激動，他都有心想做個牌位把寧衛民供起來。

　　因為在他的眼里，寧衛民就是共和國的“松下幸之助”，比那鬼子還像商業之神。

　　只不過，發現寧衛民現在全心全意盯上了的郵票，他卻有點想不明白，這又是遵循著什么邏輯呢？難道現在的人都需要買郵票嗎

　　偏偏問了寧衛民，寧衛民只是神秘的笑笑，卻不告訴他。

　　而且還表示不愿意他再打聽，讓他有空不如多關照下煙酒店，說那才是他們應該合作的方向。

　　這樣的見外，就有點讓張士慧感到患得患失了。

　　他實在有點想不明白，為什么這事兒寧衛民會如此保密，又不帶自己玩兒。

　　難道他們不是好朋友了嗎？不是最鐵的哥們兒了嗎？為什么寧衛民寧可和總公司那些當初苛待過他的人合作？

　　他這么一個大男人，居然開始為了另一個男人對自己的態度，感到心煩意亂了。

　　最可怕的，有一天做夢，他夢到自己變成了《火燒圓明園》里被殺頭的安德海。

　　那是一聲冷汗，惡心，外加膽戰心驚啊！